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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趙汝愚

2014-10-21 09:12:46 本站原創 盧新民 【字體: 點擊數:

一、筑室梅巖

 

     在余干縣城城西趙家嶺一帶,歷史上有一處景點,叫梅巖。有名的“干越八景”之一“宸(chén)翰梅巖”就在這里。那么,“宸翰梅巖”是什么意思呢?“宸翰”指的是帝王書跡。宸翰梅巖的意思是,在梅巖上有帝王的書跡。是哪位帝王題的字?又為何題字?原來,這里是南宋右丞相趙汝愚少年讀書之處,后來宋理宗御書“梅巖”二字,以表彰他為朝廷立下的汗馬功勞。

   話說,靖康之恥后,北宋滅亡,康王趙構南逃臨安建立南宋,自號為宋高宗。后來重新將南宋王朝的帝位傳給了宋太祖趙匡胤一脈的后裔,于是趙匡胤弟弟宋太宗趙匡義一脈宗室從南宋京城臨安遷出,散居于南方民間。趙汝愚就是宋太宗趙匡義長子、漢恭憲王李元佐七世孫。

時任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的趙善應隨康王南渡后,在浙江桐鄉的洲泉定居,紹興十年(1140)生下趙汝愚。趙汝愚出生后不久,祖父趙不求后監余干酒稅,又攜子趙應善、幼孫趙汝愚舉家遷居余干縣城之東隅。

趙汝愚,字子直。祖父給他取名為“汝愚”,大有深意,寓有“養成大拙方為巧,學到如愚始稱奇”之意,表字“子直”則寄寓祖父對他正直為人的期待。

趙汝愚在至孝至愛、滿屋書香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父親趙善應,字彥遠,史載,其“性純孝”,是有名的大孝子。因為母親怕聽雷聲,每次打雷時他就急忙披上衣服趕到母親居室去撫慰她。有一次寒夜趙善應和侍從從遠方歸家,侍從想要敲門,他趕緊制止,說:“不要驚嚇我的母親”,就這樣兩人在門外坐到天亮,直到母親開門。因母親屬兔,他一生都沒有吃過兔肉。母親去世時,他哭得死去活來,瘦得沒了人形,終日在母親的棺旁低頭側立哭泣。喪期結束了,和人交談,一提到雙親,仍然黯然淚下。趙善應的父親死于肺病,他就從來不吃豬肺。

趙善應對父母孝,對弟妹也非常愛護。如果弟妹們未做衣服,趙善應就不肯先做,做了也不肯先穿;即使是一只瓜果,他也要等全家人一起來分著吃。孝悌之道,推已及人。趙善應聽到四方水旱,就憂形于色。聽說江、淮受災,趙善應為之流涕,幾天都吃不下飯。同僚會宴,趙善應說:“這個時候你們還有心情飲酒作樂嗎?”眾人聽了大驚失色,搞得會宴也不得不取消。他去世的朋友留下的孤女,因為貧窮而嫁不出去,他就娶回來做自己的兒媳婦;他同事的兒子沒錢安葬自己的父親,只得到外面做幫傭,他就設法讓同事的兒子回來,并送錢安葬其父;在路上遇到病人,他總要把病人收回家來,親自給以煎藥治療;碰到荒年,他就同全家人減吃一半的飯菜,省下來的送給饑餓的人。甚至,因為昆蟲夏天在草叢里游玩,冬天在泥土里蟄伏,他夏天不割草,冬天不挖土,生怕這些昆蟲失去保護,傷害了生命。所以南宋詩人尤袤稱贊趙善應:“古君子也。”

另,史載,趙善應“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在古代,能藏書3萬卷,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是當之無愧的“藏書家”。紹興十二年(1142)趙善應曾建“敕書樓”于余干縣治鼓樓后,藏皇上所贈之書。此外,他還是當時有名的理學家,著有《唐書遺錄》30卷、《幸庵見聞錄》3卷等。趙善應去世后,當朝丞相陳俊卿親自為其題寫墓碣:“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

趙汝愚深受家庭影響,從小敏而好學。祖父趙不求常在公務之余,指點他讀書,每每考問,汝愚總能對答如流。祖父去世后,趙汝愚隨父從城東遷至藏山北麓,就是現在趙家嶺一帶,趙善應帶著幼年的趙汝愚,在此筑室而居。那時,趙家嶺一帶峭壁層疊,林色青翠,清泉繞山,景色宜人。山巖上有梅,因謂之梅巖。趙汝愚常捧書端坐石巖之間,放聲朗讀,心不旁騖。

在父親的指導下,趙汝愚杜門苦讀《四書》、《五經》,少年時代就胸有大志,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及長,更以前朝先賢名相為榜樣。前朝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歷仕四朝,政績卓著,并主持編撰史學巨著《資治通鑒》,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仁宗朝契丹大兵壓境,富弼臨危受命出使遼國,以大智大勇,說服契丹退兵,并拒絕割地無理要求,并與韓琦、范仲淹等大力推行慶歷新政,成為一代名相;范仲淹,自幼刻苦攻讀,為官之后,積極興師辦學、戍邊御敵立功,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已任的情懷,山高水長。趙汝愚曾立下誓言:“大丈夫留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意謂男子漢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間,定要青史留名。

乾道二年(1166),這一年趙汝愚26歲,應試進士科,“擢進士第一”,寒窗苦讀20余載,一舉奪魁。本來,進士第一,就是狀元。但因為趙汝愚是宗室子弟,要對外宣布時,當時的右丞相洪適向孝宗說了幾句話,大意是:近年宗室青年肯讀書,這是好事。前頭有位趙家子弟進入進士一甲,大家認為是創了奇跡。今天趙汝愚竟一舉奪魁,更是“瞻前無鄰”!但依本朝的老規矩,凡科舉排次序,在同等條件下,貧寒子弟要往前排,有官位的退居其次。孝宗聽了這話,“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事。’”就是說:還是照老規矩辦吧!所以,乾道二年這一年的狀元,就讓給了考取進士科第二名的蕭國梁。

這位在梅巖下杜門苦讀的趙家宗室子弟,從此走上仕途,最后成為定策扶危的一代名相。后世詩人汪沈有詠梅巖詩,其中有這樣詩句:“丞相家聲遠,君王篆刻存。書香來舊閣,花發映高門。”

 

 

二、文武宗臣

 

乾道二年(1166),趙汝愚“擢進士第一”。古時科舉考試一入三甲,也就是進士一錄取,就可以候補官員。趙汝愚作為當年進士中的佼佼者,被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簡單一點說,就是讓趙汝愚做了一個中央掌管文書事務的官,具體事務就是在皇家圖書館中擔任管理人員。當時的館職一般由進士中的優秀人才擔任。據史載,館閣之職是宋代文官政治的基礎,類似于現在的人才庫,雖然官位很低,但朝廷搜求人材一般先從館職中選拔,有宋兩朝,名臣賢相多出此途。

當時孝宗剛登基不久,意氣風發,立志光復中原,收復河山。他為岳飛平冤昭雪,恢復岳飛謚號武穆,且追封岳飛為鄂國公,肅清秦檜余黨,并命令老將張浚北伐中原,可惜打了敗仗。乾道年間,由于沒有戰事的干擾,孝宗專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豐登,太平安樂,南宋一度出現“乾淳之治”(乾道、淳熙)的小康局面。趙汝愚踏上仕途,可謂正當其時。

沒過多久,在朝堂之上,孝宗點明要這位原本為新科狀元的青年才俊趙汝愚發表一下治國平天下的見解。趙汝愚從容不迫,將腹中的治國之策和盤托出,孝宗點頭稱許,不久將趙汝愚從秘書省正字轉為校書郎。因為得到孝宗賞識,趙汝愚的仕途順暢,轉過年來,又被提拔為著作郎,參與朝廷大事紀一類的匯編工作,已是從六品官職了。在秘書省搞了幾年館務、文書工作之后,乾道八年(1172),朝廷將他外放到地方鍛煉,任信州(今上饒)知州。

位于上饒市信江南岸黃金山的信江書院,是江西四大古書院之一,里面有一個“一杯亭”,就與趙汝愚有關。據史料,當年趙汝愚知信州之后不到一年,在他的治下,當地政和民洽,為了感謝他的治化之恩,吏民便在南屏山麓替他建祠設像。趙汝愚公務之余,常來此處同友人在亭中宴飲,取“且盡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之意命名此亭為“一杯亭”,自此該亭天下聞名。

淳熙二年(1175),趙汝愚又以左奉議郎身份知臺州(今浙江臨海)。奉議郎,是當時的文官六品官職。趙汝愚知臺州后,督修城墻,體察百姓,賑救災民,深得民心。據史料,臺州城“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滿城百姓,“恃城以為命”,“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為首務”。對一個近海且臨湖的城池來說,城墻就是百姓的生命線。趙汝愚來到臺州之后,在次年6月至9月對城墻進行了一次大的修整,增開四個城門,并增設月城,形成了月城外抱大城的格局。趙汝愚還創造性對城墻進行改造,在城門頂與城門樓底層之間開辟空洞,上裝活動暗板,戰時掀開暗板投擲巨石打擊進攻城門之敵,并能快速堵住城門。這種特別城門結構,在全國罕見。修繕后的臺州城,不僅更加堅固,而且更有利抵御敵人襲擊。城墻修好之后,臺州百姓無不額手相慶,當時的大學者呂祖謙欣然作記,并刻石傳世。

后趙汝愚又調任江西任轉運判官,擔任江南西路主管錢糧鹽鐵運輸的副官,從五品。因為治所洪洲離家鄉比較近,趙汝愚幾次回到余干趙家嶺,想起少年時代在梅巖下苦讀的情景,萌發了創辦書院讓家鄉諸多學子方便就學的想法。淳熙四年(1177),父親趙善應去世,趙汝愚在家居喪期間,與從弟(即堂弟)趙汝靚在冠山(即東山嶺)東峰上籌資建起了一所東山書院。據載,東山書院有云風堂、集義堂、慎獨堂、麗澤堂、文昌宮、魁星閣等主體建筑。建成后,即邀請四方學者來此講學。理學大家朱熹系趙善應生前好友,前往余干吊唁,趙汝愚、趙汝靚兄弟便請朱熹在東山書院主講,并為書院云風堂題額,一時余干冠山之上四方學子云集。

趙汝愚深知百姓疾苦,為官敢于為民請命、興利除弊。對于當時江西贛州境內盜賊猖獗的現象,他曾多次給孝宗上奏章,尖銳地指出:官吏擾民、為官不正、執法不公、苛捐雜稅才是盜賊發生的最主要原因。 

不久以后,趙汝愚被召回朝廷做官。回到權力的核心之后,趙汝愚的官職升遷得很快。先是擔任吏部郎兼太子侍講,從四品。吏部郎隸屬于吏部尚書,主管官吏的選任、銓敘和調動等事務,對五品以下官員的任免有建議權,是比較重要的職位。很快,又升遷為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這時已是四品了。秘書少監是秘書省的負責人,掌管古今圖籍、國史實錄、天文歷數等。給事中的職責是分治門下省日常公務,審讀內外出納文書,駁正政令、授官之失當者,日錄奏章以進,糾治其違失。這時,有一個得寵于退居二線的高宗的內侍宦官陳源,被添差為浙西副總管。身為監察官的趙汝愚仗理直言道:“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童貫是北宋的宦官,在杭州為徽宗搜括書畫奇巧,助蔡京為相,蔡京后來推薦其為西北監軍,領樞密院事,掌兵權二十年,權傾內外,后來伐遼喪師,為后來的靖康之難埋下禍根。孝宗認為趙汝愚說得有理,下詔自今往后內侍不得兼兵職。

淳熙八年(1181),趙汝愚代理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吏部侍郎已是二品官,掌管全國文官的任免、考課、升降、勛封、調動等事務。第二年,又以集英殿修撰身份出任福建軍帥。臨行前,孝宗看著這位趙家宗室愛卿,有些不舍,問他有何交待?趙汝愚說了四件重要的國家大事,其中之一是:“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南宋初期,吳玠、吳璘、吳挺、吳曦四代武將相繼執掌四川兵權,被士大夫指斥為“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趙汝愚對于治理國家的深深憂慮和為君分憂的赤膽忠心。

后趙汝愚又升任直學士,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當時四川一帶羌族武裝四出騷擾,趙汝愚以計分散其勢力,始相安多年。孝宗聞報,稱贊其有文武威風,擬委以重任。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把帝位禪位給第三子趙惇,是為光宗,以1190年為紹熙元年。光宗接位后,趙汝愚升為敷文閣學士,又任福州知府。不到一年,紹熙二年(1191),朝廷召回任吏部尚書,為中央六部尚書之首。紹熙四年(1193年),又升知樞密院事,掌管中央軍政大權,僅次于丞相。

1166年考取宗室進士第一,光陰荏苒,經過27年的歷練,此時的趙汝愚已然成為朝廷上位高權重、深得皇帝信賴的一品大員。 

 

三、天風海濤

 

趙汝愚的宦海生涯中,與福州結下不解之緣。他曾先后兩次擔任福州知州。第一次是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趙汝愚以集英殿修撰身份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到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二月離任。紹熙元年(1190年)十一月,他又以敷文閣學士、中奉大夫再知福州。罷相之后,又曾授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但此次實未成行。趙汝愚兩知福州,做了不少造福當地百姓的事。

淳熙十年(1183年)他上書請求疏浚福州西湖,奏折中說:“州西舊有湖,溉民田數萬畝,后為豪猾淹塞為田,遇旱則西北一帶高田無從得水,遇澇則東南一帶低田淪為巨浸。汝愚請復開浚”。朝廷批復表示同意。這年冬天,趙汝愚即從州庫提錢數百緡(mín)徹底開浚西湖,使受利的三縣(閩、侯官、懷安)民田達一萬四千余畝。第二年八月,福州連續下雨兩個多月,三縣民田幸賴西湖而不受澇。朱熹為此作了《次趙汝愚開西湖》詩二首,其中有“百年地辟有奇功,創見猶驚鶴發翁”“酬唱不夸風物好,一心憂國愿年豐”等詩句,對趙汝愚的舉措滿心歡喜并極為贊賞。又在湖上建“登瀾閣”,并品題“西湖八景”,至今成為福州的名勝。趙汝愚還在福建推行以發給糧米勸諭民戶前來附籍的辦法,此舉一方面可擴大在籍人戶,使之安居,另一方面又以糧米賑濟窮人,使之安居樂業,達到促進農業發展目的。

福州人民對趙汝愚在福州任職期間所做的貢獻是非常認可的。樓鑰(yuè)《攻媿(kuì)集》卷九十四《周必大神道碑》中這樣說:“趙汝愚在福州,百廢俱舉,孜孜國事,殆不多得”。 當時福州府學中門之東建有“名宦祠”,趙汝愚和蔡襄等人就以“名宦”被后人所景仰。從《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前的序言“晉、唐以還,若嚴高、李茸之興地利;李椅、常袞之振儒風;蔡襄、辛棄疾、趙汝愚之補偏而救弊”“其遺愛在民有以也”等文辭,可以看出后人對他的崇敬之情。

而在福州鼓山靈源洞摩崖石刻的史話中,還有著一段堪比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佳話,這段佳話的主人公就是趙汝愚和朱熹。

淳熙五年(1178),理學大家朱熹在冠山東山書院講學期間,與趙汝愚結下了深厚友誼。兩人都志在弘揚理學,期盼“得君行道”,同聲相求,靈犀相通。朱熹在余干與趙汝愚交游時,曾留下《訪趙汝愚過東洲》、《訪趙忠定過金埠》等詩。

淳熙十四年(1187),因受謗而隱晦多年的朱熹,辭掉江西提刑的任命,匆匆來到福州拜訪知州趙汝愚。不料此前一年趙汝愚已調往四川任制置使去了。于是,朱熹率領門人王子合、陳膚仲、潘謙之、黃子方四人,登鼓山拜謁趙汝愚禮請來山主持的元嗣方丈,又登上僧人建造的水云亭(又名臨滄亭),在亭的外墻上目睹趙汝愚于淳熙十三年(1186)即將赴川任職時的題刻:“靈源有幽趣,臨滄擅佳名。我來坐久之,猶懷不盡情。褰(qiān)裳步翠麓,危絕不可登。豁然天地寬,頓覺心目明。洋洋三江匯,迢迢眾山橫。清寒草木瘦,翠蓋亦前陳。山僧好心事,為我開此亭。重游見翼然,險道悉以平。會方有行役,邛蜀萬里程。徘徊更瞻眺,斜日下云屏。”朱熹睹物思人,感慨萬千。于是,留下了一方一氣呵成、瀟灑飄逸、表達強烈的思友之情的行書,題刻在靈源洞觀音閣東邊石門附近的巖壁上:“淳熙丁未,晦翁來謁鼓山嗣公,游靈原,遂登水云亭,有懷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陳膚仲、潘謙之、黃子方,僧端友。”“晦翁”是朱熹本人,“嗣公”指的是涌泉寺住持元嗣,“子直侍郎”便是趙汝愚。

四年后,趙汝愚再次入閩任職。次年,即紹熙二年(1191)九月他又登上鼓山,看見朱熹留下的題刻,大為感動,想到遠方的朱熹和已逝世的元嗣禪師,心情更加復雜。于是,在朱熹題刻的右側巖壁上又題刻了一首詩:“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故人契闊情何厚,禪客飄零事已灰。堪嘆人生祗如此,危欄獨倚更徘徊。”題刻抒發了自己在多年政治生涯中壯志未酬的惆悵心情和對師友朱熹、鼓山住持元嗣等人的思念情懷。詩中的“故人”指的是朱熹,“禪客”則是當時已圓寂的元嗣禪師。

 后來,朱熹再次登臨鼓山,看到自己題刻旁邊趙汝愚的詩作,心潮如海,就從“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的詩句中,節選“天風海濤”四字,鐫刻在絕頂峰的山崖上,題款特別注明:“晦翁為子直書”。

 朱熹和趙汝愚在福州一直無緣相會,靠題刻來交流友情,這也是古代文壇書壇史上一樁韻事。跨越時空的題刻中傳達了真摯的友情,朱熹與趙汝愚二人惺惺相惜的交往成為千古佳話。正因為他們友情深厚,才有后來汝愚為相之后,兩人在朝廷上的聲氣相通、精誠合作,以及在“慶元黨爭”之中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四、宮廷危機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死于德壽宮中,孝宗聽聞后失聲痛哭,兩天不能進食,又表示要服喪三年。孝宗為了服喪,讓太子趙惇(dūn)參預政事。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金世宗的皇太孫完顏璟即位,此即金章宗,而按隆興和議,年過花甲的孝宗得尊年僅二十來歲的章宗為叔叔,這是其強烈自尊心所無法接受的,所以這年二月孝宗禪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后,是為宋光宗。次年,改元為紹熙元年。孝宗自稱太上皇,臣子稱其“壽皇”,閑居慈福宮,后改名重華宮,繼續為宋高宗服喪。

史載,光宗在東宮的時候是知書達理的孝子,繼位后的前兩年還算是個規矩的守成之君,史書上有“紹熙初政,宜若可取”評價,曾多次減免百姓賦役,整治吏治。但光宗自幼懦弱多病,即位之后,政事多由李皇后控制。而這位皇后李鳳娘,彪悍善妒,心狠手辣。有一次,光宗很隨意地對一位宮女的玉手表示欣賞,第二天,李皇后給光宗送上一盒點心,揭開一看,竟是那位宮女的一雙玉手,光宗當場嚇得心臟病發作。壽皇知道后,給光宗送去治療心臟病的藥丸,李后卻挑拔離間說是毒藥,說壽皇后悔把皇位給光宗,想毒死他。從此,原先是個孝子的光宗就很少去見住在重華宮的壽皇,把原先規定的一月四朝的約期也拋諸腦后。

光宗有個寵愛的黃貴妃。紹熙二年,李皇后趁光宗祭天不住后宮的機會虐殺了黃貴妃,再派人到祭天齋宮報告黃貴妃“暴死”的消息。事也湊巧,次晨祭天時猝不及防發生了火災,轉瞬間天上大雨冰雹劈頭而下,光宗受此驚嚇,從此精神失常。光宗生了這場大病,經御醫極力診治,直到來年三月中旬,才重新臨朝聽政。光宗生病,幾個月沒去看壽皇,既然病好了,再不去重華宮說不過去。這時宰相率百官共同懇請光宗朝視重華宮。光宗推說大病初愈,不去。于是文武百官聯絡士庶人,跪在朝堂之上泣諫。光宗不得已,去探視了一次。等到端午節,舊病復發,一病又臥了五個多月,直到冬至前幾天,才病愈臨朝。丞相留正面奏道:“陛下以孝治天下,只因龍體,致疏定省。現在時逢令節,宜往朝重華宮,以悅親心。”光宗不語。文武百官紛紛上疏希望光宗能去重華宮,光宗竟然拂袖退朝。

在這種群臣勸諫的場合下,光宗信任的吏部尚書趙汝愚卻沒有表態。退朝之后,秘書郎彭龜年當面責問趙汝愚說:“我公誼屬宗親,何故坐視,陷君于不孝?”汝愚答道:“諫而不從,不如不諫。現時機已到,我將入諫!”說完,便入內廷向光宗規諫道:“壽皇孝事高宗,乃陛下所目睹。現在壽皇只有陛下一個,聞陛下有病,便躬親視疾,圣心倦倦,不言可知。現陛下誤聽小人離間之言,定省久疏,孝道有虧,何以慰天下人民之望?”光宗點頭稱善,就去探視了一次壽皇。

本來光宗父子失和從此有所轉機,沒想到過了兩天,壽皇游幸玉津園時看見李后修建的家廟,過于奢華,對李后嚴加訓斥。李后于是把氣撒到光宗身上,說:“以后臣妾不死,不許過宮!”光宗不敢不依,此后,又是半年絕足不到重華宮。直至九月重陽節,這一天是光宗生辰,群臣又一次奏請過宮,光宗不予理會。給事中謝深甫叩頭進諫:“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猶陛下之愛嘉王,且太上春秋已高,千秋萬歲后,陛下何以見天下?”光宗有所感悟,傳旨“排駕過宮!”李后聽說急忙奔來,拖住光宗,假惺惺的說道:“天氣寒甚,官家龍體少健,冒了風寒,又要發病的,且去飲酒消寒。”光宗想走走不得,只好轉身欲退。見光宗想溜,幾位大臣上前拖住光宗,被李后喝止。此后大臣上疏力請過宮的奏疏,都被李后藏起來了。過了兩個多月,仍不見光宗過宮,大臣們看不過去,都表示不干了,丞相以下,都上疏自請罷黜,內侍不報。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內侍陳源以謝天下,但光宗置若罔聞。

直到五月中旬,壽皇飲食不進,病勢日益增重,每天都想見光宗一面,回頭看著左右嘆息流淚,在夢中呼喚光宗的小名。這個消息傳入都堂,百官一齊上疏懇請光宗去重華宮探望壽皇,但光宗依然置之不理。為何原本是孝子的光宗在父皇病重時仍然拒絕探視呢?原來,這依然是李后搞的鬼。李后在后宮私下對光宗說:“陛下過宮后,壽皇若有三長兩短,一般人都要說是陛下謀死的,這個罪名哪里當得起?還是自己推說有病,不能過宮。壽皇自有御醫診治,能夠告痊最好;若然死了,我倆不曾到過重華宮,人家就不會說是我倆謀死的。”昏庸的光宗竟然連連說好。

光宗的“心疾”也就是精神病時好時壞,常常目光呆滯,精神恍惚。有兩三年時間,南宋王朝就是由這樣一個精神病患者君臨天下。那段日子,近臣口敝舌焦的諫諍,外臣連篇累牘的奏疏,都勸諫光宗過宮朝見太上皇。有時,光宗在壓力下,勉強答應某日過宮,屆時侍衛儀仗全體出動,闔城百姓駐足翹首,他卻出爾反爾,釀成一次次過宮風波。直至紹熙五年六月中旬,壽皇病逝重華宮,僅僅幾墻之隔,竟然臨死前也未能見光宗一面。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倫悲劇,個別得睹“天顏”的大臣不敢說出病相,無緣得睹“天顏”的士庶軍民都被光宗的所作所為所激怒。尚書左選郎葉適建議宰相留正將光宗病狀遍告群臣,免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輕議君父”,留正卻以為人臣決沒有對皇帝說“你有病”的道理,聽任人心浮動,政局動蕩。

 南宋王朝,在紹熙年間,風雨飄搖,廣大臣民都在盼望早日改變這種無以為繼的局面。時代,在呼喚一個敢于擔當、能夠扭轉乾坤的歷史人物的出現。

 

五、定策扶危

 

紹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去世。宮中內侍連夜至丞相私第報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聽到壽皇賓天的消息,連夜與大臣商議,打算當夜報知光宗,但又怕他次日不出來上朝,報喪的帖子就暫時沒送到宮中。等到次日,光宗上朝,趙汝愚才出班奏聞,并請光宗火速去重華宮穿上喪服準備執喪。光宗口中答應了一聲,便退入后宮,百官都在殿上等候。不料文武百官從早上守到中午,還不見光宗復出,宰相留正便率百官,先往重華宮。可是守了半日,仍不見帝駕到來。宰相留正與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率群臣又來到光宗居住的后宮,拉住光宗泣諫請求執喪,將光宗袍子拉破了也無濟于事,朝臣們都手足無措。從這里看得出,此時光宗的瘋病又犯了,行為已經完全不可理喻。

高宗皇后吳氏自高宗死后一直與太上皇孝宗同住重華宮,年已八十歲,卻能處變不驚。趙汝愚與留正商議,只有請吳太后垂簾聽政,暫主喪事。吳太后不愿背上女主干政的惡名,只同意代行祭奠禮,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內服喪”,以掩飾朝廷體面,平息朝野義憤。南內,就是光宗居住的后宮。

郎官葉適當夜來到丞相私第,對留正說:“太上賓天已久,皇上只是稱疾,不執親喪,試問何辭以謝天下后世?嘉王系皇上嫡子,若亟正儲位,參預喪事,庶可稍戢疑謗。”意思是皇上既然死活不出面執喪,不如讓太子出面,讓皇上封嘉王趙擴為太子。留正答道:“我也有此意,明日當上疏奏請。”當即邀請各位輔臣商議,由留正草擬了一個奏疏,次日聯名疏奏道:“皇子嘉王,仁孝性成,聰明天稟,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而維國本。”光宗的答復是反復無常,先是斥責留正等人“儲位一建就會取代我!”;一會兒又御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意思是說我當皇帝久了,想退休,卻又不明確指示究竟立儲還是禪位,讓群臣無所適從。留正就與趙汝愚密商辦法。趙汝愚建議:“索性請太皇太后令光宗內禪嘉王,皇上可以安心調養了。”“內禪”就是皇帝將皇位禪讓給其家族里的人。留正不同意“內禪”主張,兩下各執一詞,不歡而散。留正見光宗給他的御批中語意含混,又似有責備之語,又驚又怕,舍性撇下了這個棘手的爛攤子,乘上一頂小轎悄悄跑出了京城。

太上皇死了,皇上借口有病死活不執喪!大喪無主,宰相留正也跑了!這些消息更令朝廷內外驚恐萬狀,社會變亂隨時可能發生。

這時,工部尚書趙彥逾、左司郎中徐誼等出面,建議趙汝愚當機立斷,根據光宗“念欲退閑”的御筆,出來主持大計,成就上天賦予的一番事業。在此政局飄搖、大廈將傾的緊要關頭,趙汝愚并沒有像宰相留正那樣躲得遠遠的,而是以國家社稷為已任,不避禍患,毅然決定投身到拯救危局的行動中來。于是趙汝愚周密策劃,采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讓趙彥逾去做殿帥郭杲(gǎo)的工作,以取得宮禁衛隊的支持,這是專制君主制下宮廷政變的關鍵;另外,讓知合門事韓侂(tuō)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吳氏這一關,沒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順。

這里要提一下韓侂胄這個重要人物。韓侂胄是名臣韓琦的曾孫,其母與吳氏是親姊妹,其妻是吳氏的侄女,屬于皇帝的外戚。當時他擔任的是“知合門事”這個官職,是朝廷里掌管朝會、游幸、宴享贊相禮儀等事務的官員,職位比趙汝愚小得多。韓侂胄平時也不能隨便見吳氏,他托人向宮內傳話,不久吳太后傳出一句話來“要耐煩”,意思是讓趙汝愚等大臣們再等等。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趙汝愚讓韓侂胄再去提議內禪。韓侂胄沒辦法,再托重華宮領班內侍關禮。關禮聲淚俱下的向吳氏哭訴局勢的嚴重,吳氏于是終于傳諭趙汝愚,決策來日內禪。時已黃昏,趙汝愚一面轉告各位輔臣,一面命殿帥郭杲,連夜調集兵士,保護南北兩宮,并遣人趕制黃袍。

次日,是孝宗大喪除服,也就是皇親國戚們脫去喪服的日子。嘉王趙擴由秘書郎彭龜年陪同,在軍隊護衛下來到重華宮孝宗靈柩。趙汝愚先命殿帥郭杲率衛士赴大內請來傳國玉璽,自己與其他執政率群臣也來到北內孝宗靈柩前,向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吳氏建議立儲傳位。吳太后命趙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為太上皇帝。嘉王毫無思想準備,聽完趙汝愚宣讀的懿旨,繞著殿柱逃避不止,連說“做不得”,吳氏大喝一聲“你給我站住!”親自取過黃袍給他穿上。嘉王在韓侂胄、關禮的挾扶下側坐在御座上,仍然在自言自語:“我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這時,趙汝愚早率領文武百官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寧宗。次日,吳氏撤簾還政。在趙汝愚的策劃和吳太后的主持下,南宋王朝終于度過了一次皇位傳承的危機。

就這樣,一場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強的內禪禮在太上皇的靈柩前完成。至于光宗,其后病情更重,清醒時,他不能原諒兒子奪了自己的皇位,拒絕見寧宗;恍惚時,他瘋瘋顛顛滿宮亂跑,宮女內侍私下里都叫他瘋皇。退位以后,他還活了六年,直至慶元六年(1206年)去世。這是后話。

 

 

六 汝愚拜相

 

  寧宗即位后,大赦天下,以明年元旦為慶元元年(1195)。寧宗認為趙汝愚定策功高,一即位就要詔拜他為右丞相。趙汝愚說:“臣屬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安敢言功?務請收回成命。”以同姓之臣不得為相的祖訓婉辭。寧宗見他功成不居,深表贊許,只好任命他為樞密使,參與執政。

久,因孝宗葬禮的事,趙汝愚與留正意見不合。韓侂胄也在都堂,目睹兩人爭持不下,就乘間進讒,入奏寧宗,極言留正糊涂已極,難勝宰執之任。寧宗對韓侂胄很信任,竟然馬上下詔將留正貶為觀文殿大學士,外放建康府。朝廷不可無相,寧宗于是立即任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趙汝愚力辭再三,寧宗就是不許,只好承命,接受了右丞相一職。就這樣,在寧宗的堅持下,趙汝愚成為南宋唯一的宗室宰相。

寧宗即位之初,還是想有所作為的。他能采納忠諫,并致力于改革新政。扶寧宗登上寶座的趙汝愚覺得帝王的品德十分重要,在寧宗受禪的次月,力薦理學家朱熹、陳傅良等入朝來擔任寧宗經筵(yán)侍講,希望以此來提高寧宗的道德素質和執政能力。禮部尚書兼侍讀黃裳也說朱熹是當世大儒,于是寧宗便召朱熹進京,任命他為煥章閣待制兼經筵侍講。

宋代給皇帝講課的官員稱為經筵官,皇帝開經筵,意在“聽政之暇”,“以備顧問”。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就擔任過經筵官。宋寧宗不但欽點了朱熹為首的十名經筵官,還親定了十本經筵講書,宣布即日開講,隔日一次,經筵官輪日赴講,早講于殿上,晚講于講堂,比前朝課時更多,當時許多士大夫精神為之一震,將新君即位首開經筵譽為“新政第一”。

趙汝愚以宗室和執政雙重身份開啟的新局面令朱熹興奮不已。他當時正在知潭州的任上,聞此消息,非常驚喜。朝中朋友也給他帶信,說“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愿治之意”,還說皇帝一再問到他。朱熹有點受寵若驚,在給弟子蔡元定的信里說:“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福,義不可不一往。”入朝之前,有學生問老師:“皇帝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朱熹明確指出:“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大更改,意即大改革。當然他也明白,這種“大更改”,“其事大,其體重”,前行之路布滿荊棘。然而朱熹對于為皇上傳道解惑,以實現國家大改革,達到“致君堯圣上”的理想還是寄以厚望。接到詔命之后,朱熹欣然上路,扶病入朝。

朱熹朱熹一得見寧宗天顏,就連上了幾道札子。第一札要求新君正心誠意,第二札專論帝王之學,希望皇帝孜孜不倦,自強不息,“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對寧宗期望值非常高。宋寧宗也再次強調:“你經術淵深,正資勸講,以副我崇儒重道之意。”不久還給朱熹以賜食的殊榮。

新君一意向學的熱情與禮敬講官的謙遜,讓朝中士大夫大受鼓舞,紛紛夸贊,說圣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博延儒英,增置講讀,細繹經史,從容賜坐,一日再御,情無厭倦”。

宋寧宗初政,以趙汝愚為政治領袖,以朱熹為精神領袖,時論認為“從趙公者皆一時之杰”,“眾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元祐”是北宋哲宗的年號,“元祐”間黨人執政。在趙汝愚的大力提攜下,大批道學家如章穎、黃裳、彭龜年或為侍御史或為中書舍人,掌握控制了朝廷的言路,又以朱熹為寧宗侍講,意圖直接影響寧宗,貫徹道學治國的原則,實現孝宗最初的改革的設想。

《宋史》中對寧宗初政有幾句這樣的評價: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

然而,這樣的局面并沒有維持多久。擔任帝師的朱熹“急于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三天兩頭在經筵講畢后向寧宗進諫言。韓侂胄等又趁機進讒言道:“朱熹迂闊不可用!”對朱熹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腳,論上一番,宋寧宗內心很不耐煩。他對另一經筵官說:“始除朱熹經筵而已,今乃事事欲與聞。”透露出這種不耐煩壓抑已久。

這一天在講堂進行經筵晚講時,朱熹抓住正君德、行治道的機會,借發揮《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大義,當面批評新君“但崇空言,以應故事”。宋寧宗終于按捺不住內心的不滿,晚講一結束,就給朱熹頒下御筆:“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禮記》上說,“五十曰耆,六十曰艾”,耆艾指五六十歲,在古代指年紀大。寧宗的話說得冠冕堂皇,您年紀大了,現在天氣冷了,站著講課很不方便,給了朱熹一個不須赴任的宮觀閑差,要打發他回家。

趙汝愚得到寧宗御批,并沒有執行寧宗的旨意,而是將御批藏在自己的袖中面見寧宗,要求寧宗收回御批,甚至不惜自求罷相以為諫請:“必欲逐朱熹,汝愚退而求去。”寧宗更加生氣,認定他為助朱熹竟然不執行圣令。其他一些官員也反復勸諫,宋寧宗扔下一句話“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拂袖而去。這時,朱熹才明白圣心已經無可挽回。據載,朱熹入朝為經筵官前后只有四十六天,一共只給皇帝上了七次課。

無奈之下,朱熹只能凄惶地辭別臨安。朱熹悵然離京時,他并不知道一場更大的“慶元黨禁”的風暴即將來臨,將把趙汝愚和他卷入風暴的中心。


   

七、忠奸之爭

 

     作為宗室大臣,趙汝愚自當上執政的那天起,就身不由已陷入了權力斗爭的漩渦。趙汝愚升為掌管兵權的知樞密院事時,當時監察御史汪義端就以“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為由,上書反對。但遭到給事中黃裳的駁斥,黃裳評價趙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于天性”。寧宗即位后感激趙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于頃刻”,擁扶自己登帝建立首功,破先皇太祖載諸太廟“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規,拜趙汝愚為右丞相,則更將趙汝愚推上了風口浪尖。

    寧宗即位之后,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而這位韓皇后又是韓侂胄的侄孫女。韓侂胄身兼兩重后戚,且在扶立寧宗時自居大功,由此日漸專橫。

寧宗受禪沒幾天,韓侂胄就去見趙汝愚,對他說:“此次定策功臣,惟公與我,宜請封賞,公何遲遲不奏?”趙汝愚此時還未拜相,他回答說:你是外戚,我是宗臣,國家危難之際,你我出力,是份內的事,要談什么封賞?韓侂胄只好怏怏而去。第二天上朝,趙汝愚還是奏請寧宗封韓侂胄為防御使,自己卻不求半點封賞。宋代的防御使并無實權,只是武官的一種待遇,比知合門事稍大一級,韓侂胄對這個封賞大為失望,因為他的目的是想做節度使。

俗話說“旁觀者清”,朝堂上正直的官員看在眼里,在心中贊賞趙汝愚坦蕩無私的同時,也為他耿直的性格暗暗捏了把汗。退朝之后,徐誼私下里拜會趙汝愚說:“韓侂胄以后必為國患,應當滿足他的愿望,讓他去外地任節度使,以免后患!”趙汝愚含笑答道:“侂胄在朝廷,如同虎在籠中,怎能為患?一經外調,好似縱虎歸山,如果再授以兵權,簡直是為虎添翼。”聽到趙汝愚這樣說,徐誼很無語。他又想起此次讓光宗立儲內禪,最早是葉適的主意,便打算奏請寧宗封賞葉適。葉適當面辭謝說:“效忠朝廷,是人臣的天職,我倒是不想封什么賞。”又勸趙汝愚說,“只是那韓侂胄對封賞不滿,想做節度使,不如滿足他。”汝愚還是搖頭不答應。葉適又勸道:“若不將他外調,只恐怨恨日深,以后你會后悔的”。趙汝愚回答道:“以后再說吧。”葉適告退之后,預料以后朝廷肯定有大的風波,不想置身于漩渦之中,就竭力要求外調,不多時,就去了淮東領兵。后來,朱熹也曾多次提醒趙汝愚,要他提防韓侂胄,“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趙汝愚同樣沒放在心上。
    不久,因為韓侂胄進讒,留正被罷相外放,趙汝愚得以拜相。趙汝愚敬佩留正,正打算與留正好好共事合作,于是便向簽書樞密院事羅點說道:“我和留正為公事爭論,私交甚厚;侂胄竟敢藉此進讒,倘若事事如此,大臣還能說話嗎?”羅點還未及答話,就聽門吏來報韓侂胄前來拜訪。汝愚正在氣頭上,頭也不回,說道:“不見!”門吏轉身出去拒絕。羅點見狀急忙對趙汝愚說:“公誤了,為何要拒絕他?”趙汝愚恍然省悟,再命吏役去請侂胄進見。侂胄正因門吏拒絕,心中非常不快正想走,只見吏役走來說:“相公有請”。只好勉強入見,隨便客套了幾句就作別而歸。從此韓侂胄與趙汝愚開始交惡結怨,兩人漸漸勢成水火。

而趙汝愚以為我以忠正自持,寧宗對他信任有加,韓侂胄也奈何他不得,所以在朝廷中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舉賢任能,“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舉薦朱熹等入朝,奏請增置講筵諸官。以朱熹為首,黃裳、章穎、彭龜年、陳傅良、羅點等紛紛入值講筵。一時之間,趙汝愚主持全局,理學之士布滿朝中,廟堂之上,道學一派儼然已成為一黨。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些為趙汝愚不恥的朝臣就與韓侂胄等人沆瀣一氣,成為另一個圈子。為博取皇帝的好感與支持,韓侂胄利用知閤門事得以傳遞內批的職務之便,鼓動新君以御筆獨斷朝政,以對抗道學黨這些正直的士大夫。

朱熹多次利用經筵的機會,“數以為言,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經筵復申言之。”將矛頭直指韓侂胄之流,于是韓侂胄決定先趕走朱熹。他抓住寧宗開始討厭朱熹的機會,索性添一把火,唆使優伶王喜,刻了一具木偶像,峨冠大袖,在御前獻演傀儡戲,仿效朱熹的舉止形態講說性理,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宋寧宗看了之后,更加深了對道學的厭惡。韓侂胄又趁機向寧宗進讒道:“朱熹迂闊不可用!”很快就將朱熹逐出了朝廷。

韓侂胄除去朱熹后,繼續剪除趙汝愚的黨羽。他利用雙重外戚的身份和寧宗的信任,以及自己自由出入宮禁,傳達圣旨的便利,以內批這一犀利武器,逐漸排斥了趙汝愚的臺諫系統,而掌握了言路。在以內批和言官的雙重攻擊下,繼朱熹被罷后,彭龜年、陳傅良相繼被罷,趙汝愚在朝中日漸孤立。

慶元元年,韓侂胄在參知政事京鏜的策劃下,決定在趙汝愚是同姓之卿上大做文章,指使右正言李沐彈劾:“汝愚以同姓為相,本非祖宗常制,方上皇身體未康時,汝愚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定策自居,專功自恣,似此不法,以安天位而塞奸萌。”指責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于社稷,并結黨營私。沒有主見的寧宗就在慶元元年二月將趙汝愚的右丞相罷免,授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距拜相僅僅半年。

汝愚罷相之后,韓侂胄并不罷休,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在他的指揮操縱下,汝愚一貶再貶,沒過多久,竟死在貶永州的路上,令天下正直的士子扼腕不已。

 

慶元黨禁

 

 

汝愚罷相后,朝中正直之士如兵部侍郎章穎、國子監祭酒李祥、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紛紛上書為之鳴不平。

兵部侍郎章穎侍奉皇帝于經筵。寧宗問:“諫官有指責趙汝愚的,愛卿們認為怎樣?”在場的人泛泛而談不置可否,章穎說:“天地變遷,人情叵測多疑,加上敵人輕鄙蔑視,國家形勢未能安定,不能輕易罷免重要大臣。希望下詔給趙汝愚,不要聽任他離去。”章穎便作為趙汝愚同黨被免職。 

李祥上書力爭:“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發。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知臨安府徐誼,曾勸趙汝愚預防韓伲胄的奸邪,韓伲胄尤其怨恨他。徐誼與國子博士楊簡,也激烈地論說應挽留趙汝愚,李沐指責他們為一黨,都把李祥、徐誼、楊簡都罷免了。

 直學士院鄭湜起草制書,內有“不久前我國家多難,依賴首輔的精忠。扶危正傾,安定國家以為欣悅;效力公事竭盡臣節,有利國家的事無所不為。”由于沒有貶低趙汝愚的詞語,也被免職。 

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范等六人伏闕上書:“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驚疑,變在旦夕,是時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意思是趙汝愚定策扶危,功勞比李沐大得多,反而被逐。并指出,“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據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在國家多難之際趙汝愚手握大權都無異心,現在天下太平怎么又會不利社稷?可是楊宏中等人這樣做不但沒有能挽救趙汝愚,自己反而被送五百里外編管,時稱“六君子”。

不久,韓黨謝深甫等又指責趙汝愚貿然占據宰相職位,現在既已罷免,不應當給予帶御書殿名的觀文殿學士,也不應委以藩鎮州和帥臣的重任,免去知福州一職,再貶趙汝愚為提舉洞霄宮。洞霄宮是杭州一處建于漢代的道觀,宋南渡之后,常以去位之宰執大臣提舉洞霄宮。

為了進一步打擊以趙汝愚、朱熹為首的道學黨勢力,韓侂胄將朝廷中與他意見不合者都被稱為“道學之人”,統統遭到排斥。南宋時期,道學與反道學的斗爭由來已久,此前還只是停留在學術層面,屬于“百家爭鳴”的范疇。而到韓侂胄扳倒趙汝愚之后,則將其作為了政治斗爭的武器。在他的授意下,韓黨臣僚粉墨登場,紛紛把矛頭指向道學以及道學黨人。這年六月,貢舉劉德秀上書,重提孝宗時期道學之爭,希望寧宗“效法孝宗,考核真偽,以辨邪正”。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書請禁道學。寧宗將這奏疏張榜朝堂。數日后,吏部侍郎糜師旦再次奏請考核真偽。在韓黨得勢、反道學氛圍日熾的情況下,寧宗將道學定為“偽學”,禁毀理學家的《語錄》一類書籍。甚至規定,在科舉考試中,稍涉義理之學者,一律不予錄取,全面禁止六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書。

十一月,韓侂胄又指使監察御史胡纮誣陷趙汝愚,說他“倡引偽徒,圖為不軌”,打算讓太上皇光宗復辟為紹熙皇帝。這是寧宗最不可容允的,于是,趙汝愚又被貶往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臨行前,趙汝愚義無反顧,對送行者說:“看侂胄用意,必欲殺我。我死,君等方可無事。”從臨安至永州,貶謫途上路迢迢,趙汝愚病渴,治療的大夫卻給他服用寒劑。舟至瀟湘,已是年關前后,風雪漫天,趙汝愚經寒氣表里交侵,已病倒難于飲食。慶元二年(1196)正月,正值萬家團聚之時,被朝廷一貶再貶的趙汝愚凄楚地在隨從的攙扶之下,路過衡州(今湖南衡陽)來到州府,本欲短暫安頓養好病繼續前行,沒想到韓侂胄的親信、州守錢鍪(móu)對他百般窘辱、屢加刁難,趙汝愚憂憤不已,正月十八日天明時分,曾經定策扶危、力挽狂瀾的一代名相趙汝愚暴病身亡。

趙汝愚已死,朱熹成為韓黨進一步搏擊邀功的對象。監察御史沈繼祖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六大罪狀,還捏造了朱熹“誘引尼姑,以為寵妾”的桃色謠言,要求寧宗學孔子誅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職罷祠。與此同時,偽學之禁不斷升級,慶元三年(1197年)韓黨又規定偽學之徒不得擔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進士和太學優等生是否“偽學之黨”。后來連官僚薦舉、進士結保也都必須在有關文牘前填上“如是偽學,甘受朝典”的套話。

慶元三年(1197)十二月,知綿州王沇(yǎn)上疏,“請置偽學之籍”,寧宗“從之”。于是仿元祐黨禁的做法,置《偽學逆黨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執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簡、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楊宏中、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在此之前,這五十九人已經罷官的罷官,遠斥的遠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軍,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這次從慶元元年(1195)開始的禁偽學前后歷時6年之久,史稱“慶元黨禁”。史家評論,慶元黨禁實際上是南宋當權的統治集團對學術界的一次大規模的、全面的打擊。這樣做的結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間的那種學術繁榮、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局面一去而不復返。因此,慶元黨禁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遭受的一場浩劫。

 

 

九、忠定留芳

 

 

慶元二年(1196)正月十八,一代名相趙汝愚含恨而逝。寧宗聽聞趙汝愚暴病去世的消息,詔令將他的棺柩運回原籍江西余干安葬。漫天風雪之中,趙汝愚長子趙崇憲披麻戴孝,于萬分哀痛之中扶柩向著東方,向余干故里踽踽()而行。

當趙汝愚的靈柩路經長沙時,長沙百姓紛紛前往吊唁和祭奠,要求將他安葬在長沙。皇命不可違,可長沙人對忠良的一片心意又不可拒。于是朝廷恩準,在趙汝愚的靈柩離開長沙時留下遺物,在妙高峰下修建一座“衣冠冢”,讓人憑吊,永志紀念。白馬素車載著靈柩,一路風餐露宿,至四月底趙汝愚靈柩方至余干,五月,歸葬余干楓港雕峰之陽。

長沙趙汝愚衣冠冢,在長沙市天心區妙高峰北麓,占地約500平方米,墓葬坐南朝北,南依妙高峰,北砌高約4米的石基。墓壁上嵌石碑,上刻“南宋忠定趙福王墓”。余干趙汝愚墓,在楓港鄉樟木橋村雕峰。墓高65米,直徑30米,占地約2000平方米。墓面喬木環抱,墓前有鎮墓獸等,雕峰西麓有石牛、石馬。清光緒年間,朝廷曾頒發保護南宋丞相趙汝愚墓的告諭。這是后話。

一代名相趙汝愚,終于歸葬故里。消息傳出后,趙汝愚的生前好友張栻、呂祖謙、汪應辰、胡銓等人,以及柴元裕、曹建等眾多東山書院昔日的弟子們,不憚“偽學黨禁”之禍,紛紛前來吊唁。這時,已黜居福建崇安的朱熹聽到訃告后,不顧有病在身,不辭路途遙遠,再次來到余干,憑吊趙汝愚這位政治上的同盟者、思想上的同道者和生命中的知己。

冠山之上,東山書院早已人去館空,一派蕭肅。想起18年前自己來東山書院講學三年時的繁盛景象,一代大儒朱熹心中悄愴,熱淚泫(xuàn)然。他決定復館講學,重開書院,以此作為對摯友趙汝愚最好的紀念。東山書院重開的消息立刻傳遍了贛鄱大地,四方名士紛至沓來。朱熹一邊講學,一邊在云風堂潛心注釋《離騷》。他心無旁騖,嘔心瀝血,把他的孤憤、他的絕望、他對屈原的景仰、他對趙汝愚的知遇之情,一起熔鑄到他生命的絕唱《楚辭集注》中,熔鑄到他對屈原形象的塑造之中。在東山書院,他又度過了三個年頭的時光。慶元四年(1198),由于韓侂胄加緊了對理學門徒的迫害,朱熹不得不再次告別余干,告別東山書院,黯然回到福建建陽家中。

趙汝愚梅巖下杜門苦讀,以宗室進士第一登上歷史舞臺,在南宋朝廷風雨飄搖之際定策扶危,力挽狂瀾,居功不傲,確實如國子祭酒李祥所評價的“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他在處置寧宗內禪時沉穩公允、對留正客觀推崇、對韓侂胄坦蕩無猜,對正直之士推心置腹。他是非分明、光明磊落,得失坦然。君子坦蕩蕩,然而自古忠奸不兩立,為相未及半載即被佞人所害,令人扼腕嘆惜。

趙汝愚為官三十年,清正愛民,德披天下。他尊崇儒學,畢生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旨。他善待族人,平易近人,即使身居相位也非常節儉,《宋史》記載他“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

趙汝愚文武兼備,生前著有《忠定集》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等,還留下不少詩文。趙汝愚編撰的《宋朝諸臣奏議》原名《皇朝名臣奏議》、《國朝諸臣奏議》,是一部篇幅巨大的北宋奏議選集。全書收錄了241名臣僚的1630篇奏議,分為4集、150卷,約134萬字,成為研究北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史料。    

朱熹在《祭趙丞相文》文中說“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機樞,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圣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對趙汝愚的一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開禧三年(1207),侂胄被誅,寧宗下詔宣布侂胄罪狀,盡誅其黨羽,趙汝愚平反昭雪,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在其余干故里建趙忠定公祠。嘉熙元年(1237)理宗又下詔將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并追封趙汝愚為福王,后又進封周王,并親手寫下“梅巖”兩字賜給趙汝愚子孫。真跡在趙家久藏之后,由后人拿出拓刻于趙汝愚年少讀書時的趙家嶺石壁。直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巖圮()。清余干知縣詹廣譽《宸翰梅巖》詩中“五色云書留兩字,千秋竹史記三臺”兩句詩,寫的就是理宗賜字一事,稱贊右相趙汝愚青史留名。

在他的出生地浙江桐鄉洲錢,后人為紀念趙汝愚,稱趙丞相故里為“相州”,稱其出生地為“生賢里”。

趙汝愚共有八個兒子,其長子趙崇憲曾任廣西經略、孫子趙必愿曾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撫使在歷史上較有名。而在南宋滅亡前夕,時任安吉州(浙江吳興)知州的趙汝愚曾孫趙良淳在元兵破城之際寫下“寧為宋鬼,不為北臣”之后自盡,其妻自縊,其子、孫投水自盡,一家四口,滿門忠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更是在史書上留下壯懷激烈的重重一筆!

 趙汝愚以他在歷史上的功績,實現了他少年時代“不負汗青一幅紙”的宏愿。“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南宋右丞相趙汝愚的事跡如今已過去了800多年,然而他的英名永存,他的高尚品格贏得無數后人景仰。

忠定傳千古!(盧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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